不同的层次适配不同的规制思路与工具。
尽管征求建议稿列举了学术标准与非学术标准，但未有针对性地设定不同的规制原则。由于专业监督较为困难，除了征求意见稿相关的人员组成要求与公开程序规定，答辩委员会的责任有必要借助程序制度得到强化，通过回避、学位论文与答辩会记录公开、更多的外单位同行专家参与等形成程序约束，并完善外部的合法性监督。
尽管征求意见稿与《学位条例》一样，在学位授予条件、程序等规定上较为原则，且通过第35条授权学位授予单位制定学位授予工作实施办法，仍有必要在总则部分确立尊重学术自主作为基本原则之一，以体现学位授予权的立法定位及其与国家行政权的区别。这是因为按照《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51、52、54条规定，考试作弊、纪律处分并不必然导致开除学籍，也就不必然导致无法获得学位。正如有实务界人士指出制度设计上的不合理，导致前端环节不自觉地回避风险。[5]然而，学位授予权属于国家行政权的观点难以成立。龚向和、魏文松：《学位获得权的内涵界定、现实困境及其制度完善》，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20年第7期，第14页。
其次，明确规定行政机关不得介入学位授予单位已作出的学位授予决定。同行评阅与答辩的审查对象是学位论文，审查主体具有较强的学科相关性，且答辩一般公开举行，实行绝对多数决。一言以蔽之，福斯特认同柯亨把人权与成员身份相关联的做法，他进而认为成员身份的核心是规范制定者的身份，因为每个成员都具有获得证成权利这一道德权利，因此，福斯特主张的是一种本质主义人权观。
所谓单一文化本身内部也存在许多差异与矛盾。他没有从政治自决的角度讨论这一问题，而是假设了一个文化国家（culture-state）。道德就是为了实现这一相互协调而产生的。福斯特从文化完整性的角度出发，通过两种路径得出具有普遍性的获得证成的权利。
福斯特 引言 人权的证成路径当代西方人权理论可以大体归纳为四种类型：自然主义人权理论、政治性人权理论、人权最低限度共识理论以及人权商谈理论。道德建构不会像本哈比担心的那样过度限制政治建构的自主性。
但是，政治性人权理论更接近于一种纯粹的政治证成。[85]格雷格社会建构理论与福斯特商谈建构理论都属于人权研究的主体间范式以及建构范式。柯亨则主张一种证成性的最低限度共识理论。在批判伦理证成、政治一法律证成以及柯亨式道德一政治证成的基础上，福斯特提出了进阶版道德一政治证成路径，即人权商谈建构理论。
获得证成的权利仅仅设置了民主商谈的某些界限，但是商谈民主并不是全部围绕获得证成权利展开的。（二）获得证成的权利与人权商谈建构获得证成的权利是福斯特人权商谈建构理论乃至整个哲学理论的核心。本文称之为人权商谈建构理论，以更好地反映该理论的全貌。如果行动者遵守道德律只是因为被认为高尚进而可以得到益处的话，那么，行动者并非依道德行事而只是与道德相符合。
Vol.43:6， pp.834-835（2015）.[79]See Rainer Forst，"The Justifcation af Human Righis and the Basic Right to Justifeation: A RefevieAppraach"，Ethics，Vol.120:4，pp.711-712（2010）.[80]See Rainer Forst，"The Right to ustifcatior: Mora and Ablitial， Thanscendental and Hisorial Repy to.Sayla Bernhabi， Jeffey Fhoan and Mathias Friseh"， Political Theory。因为我们没有确认其正确性的超脱立场（ahode）。
福斯特的核心理论起点是：获得证成的道德权利和相应的提供证成的道德义务。因此，政治一法律证成将人权定义为国际干涉的理由这一路径是错误的。
[30]在此意义上，福斯特通过获得证成的权利回应了人权的狭隘主义指控。柯亨强调在国际领域只要非民主的社会展现了一定程度的政治自觉就应该得到宽容，这避免了过于严苛的外部指责标准，也适当地迎合了国际社会的多元主义。人权概念并不奢求平等主义意义上的民主，而只要求集体自决。获得证成的道德权利与提供证成的道德义务是一体两面的关系，作为证成性的人，其享有获得证成的道德权利同时也负有提供证成的道德义务。1，p.42（1999）.[34]See Rainer Forst，"Human Rights in contex/——A Comment an Sangiovanmi"， in Adam Etinson ed，Human Rights: Moral or Political？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8，p.206.[35]See Rainer Forst，"The Justifcation of Human Righis and the Basic Right to Justifeation: A RefevieAppraach"，Ethics， Vol.120:4，p.736 （2010）.[36]See Kenmdh Baynes，"Dicourse Eihics and the Poliial Canepvian af Human Righs"， Bhics GlotalPalities，Vol2:1，p.6（2009）[37]See Rainer Forst， The Justifcation af Human Rights and the Basic Right to Justificationr: A RefiexieAppraach"，Ehics，Vol.120:4，p.740（2010）.[38]See Rainer Forst，"Human Rights in cantett——A Comment on Sangiovanmi"， in Adam Etinson ed，Human Rights: Moral or Political？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p.207.[39]See Rainer Farst，"The Justifcation af Human Righis and the Basic Right to Justifcationr: A RellexieAppraach"， Ethics，Vol.120:4， p.731 （2010）.[40]See Rainer Forst，"The Justifcation af Human Righis and the Basic Right to Justifeation: A RefevieAppraach"，Ethics， Vol.120:4，p.732 （2010）.[41]See Rainer Forst，"The Justifcation af Human Righis and the Basic Right to Justifeation: A RefevieAppraach"， Ethics，Vol.120:4，pp.729-730（2010）.[42]See Rainer Forst，"The Justifeation af Human Righs and the Basic Right to Justifcation: A ReflexieAppraach"，Ethics， Vol.120:4，p.733 （2010）.[43]See Jurgen Habermas，"The Caneept of Human Dignity and the Realistic Uigpis of Human Rights"，Meaphilosophy，Vol.41:4， p.464 （2010）.[44]See Jurgen Habermas，"The Conceept af Human Dignity and the Realisti Ulapin of Human Righs"，Meaphilosophy，Vol.41:4， p.470（2010）.[45]See Jeffey Flynn，"On the Natare and Statas af the Right to Justifcation"， Politieal Theory， Vol43:6，pp.794-797（2015）.[46]See Jefiey Flym，"On the Ninure and Sanus af the Rightto Justificantim"。[39]只有把握获得证成权利这一道德根基，才能真正确保柯亨所言成员身份及成员利益的实现。
将获得证成的权利作为人权的根基契合了人权在历史中以及在当代社会中的政治和社会精髓，这一精髓就是反对各种形式的社会排斥（exclusion）。CristinaLafont，"Ar Human Rights Associatie Righss？ The Dethate between Humanist and Poltical Comceptions of HumanRighs Revisied"， Cnitical Review of Intemational Socialand Politial Philesoply，V6l25:1， pp.29-49（2022）[3]See Rainer Forst，"The Justifcation of Human Righis and the Basic Right to Justifeation: A RefevieAppraach"， Ethics， Vol.120:4， pp.711-740 （2010）.[4]福斯特认为政治性人权理论采用了一种政治一法律证成路径。
我们可以包容对于生活的不同观念和看法，也可以对扩展人权概念更具抱负心，但是两者无法同时进行。理论家的理想化尝试将会剥夺政治自主即人民的自我治理权。
弗林所言的困境并不存在：如果对证成的需求具有某种意义上的普遍性，如果普遍性意味着在道德上无法被否定，那么，这种对证成的需求就暗含了获得证成的道德权利。[42]柯亨的重新阐述与福斯特的内部批判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可以说重新阐述中蕴含着成员的规范制定者身份。
柯亨对此不予认同，他认为在人权共识上我们可以期待得更多，这就是他提出的证成性最低限度共识理论。获得证成的权利关乎规范与行动的效力证成，这是其重构现实性的一面。[6]从研究范式的角度来看，人权理论经历了神学范式与人学范式、客体性范式与主体性范式、主客体范式与主体间范式、基础范式与建构范式的竞争与转换。[78]通过以上过程，具有普遍性的获得证成的道德权利得以产生。
[46]弗林就福斯特可能的反驳进行了回应。[24]文化完整性要求政治文化体得到外部尊重。
[65]我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从道德角度考察历史，并把道德视为历史的产物并且该道德具有绝对的约束效力。因此，政治一法律证成路径是本末倒置的。
本哈比和哈贝马斯均支持依道德行事的伦理动机，并假定了在社会历史视角下特定伦常（sittliche）的生活形式作为道德的条件。为了回应形式主义、空洞性、抽象性以及缺乏历史文化连结的质疑，康德主义必须实证化，该实证化可通过商谈理论得以实现。
相互性标准表明：如果我有从你那里得到证成理由的权利，你就有给予相应证成理由的义务。行为对象不同于证成主体，具体他者与普遍他者之间不存在缝隙。证成性的最低限度共识理论主张多元性与包容性，试图找到一个不与特定伦理或者宗教观念连结的人权概念，这一人权概念可以得到全球范围的公共认可。我们不是站在观察者的视角而是站在参与者的视角观察历史，因为这是我们的历史，我们就是历史。
[5]道德一政治证成是人权最低限度共识理论以及商谈理论的证成路径，代表人物是伊格纳季耶夫（Michael Ignatieff）、柯亨（Joshua Cohen）以及福斯特（RainerForst）。一级实践洞见指我有义务遵守道德规范的洞见，认知洞见指关于道德规范如何被证成也就是道德规范需要通过话语商谈证成的洞见，二级实践洞见指我有证成的道德义务的洞见。
[14]人权的外部视角则不能充分地体现这一道德内涵。第一种路径是获得证成的权利暗含在文化完整性主张之中，亦即外部尊重预设了内部认可。
如果我们是无限且全能的，就可以全凭直觉行事，而无需依道德行事了。[33]任何行动或者规范，比如某项具体人权，要想证成其效力，必须成为商谈实践的对象，所有支持或者反对的论辩理由都在商谈实践中呈现，商谈实践的参与者是所有可能被该具体人权影响的行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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